中国人应该多多注意北方，忽略了历史的北方，我们的民族及文化的原始，仍然沉浸在漆黑一团的混沌境界。”今天当我们重温考古人类学一代宗师李济先生的话时，不能不感到其见识之卓越。翻开匈奴历史之页，略过被人们津津乐道的汉匈战争，你会发现那被尘封的草原王国对中华文明产生过的重要影响。

公元前201年，汉朝初立，百事待兴，一支来自北方的骑兵突然包围了马邑而后又南扰太原城。汉高祖刘邦亲自前往相救却被包围于白登山，时间长达7天7夜，最后，不得不以下嫁公主的方式来解困。令汉朝蒙羞的这支骑兵队伍就是在世界历史上名声赫赫的游牧民族匈奴，在它的极盛期公元前209年至公元前128年，它是世界上幅员最辽阔的王朝。
匈奴王朝在蒙古高原上存在了300年，但是它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上都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匈奴人能屹立于当时的世界民族之林，首要原因就是他们掌握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先进技术。

匈奴人的立国之本战马

游牧经济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只有产出而没有投入的高效经济，也正是由于游牧经济的高效，北方民族总是能在短时间内积累大量的财富，迅速强大，走向征服者的道路。史书中就曾几次出现过匈奴畜群极多的记载，比如公元前127年卫青出击匈奴，在“河南地”捕获牛羊百余万头；公元前124年，在出击匈奴右贤王时，又捕获牲畜数千百万。正如历史学家林先生所言，仅一个地区、一场战役，又只是捕获的数量看就能达百万，可见匈奴的畜牧业之发达。在《汉书.苏武传》的字里行间，我们还可以发现这样的信息：匈奴的丁灵王卫律“马畜弥山”。
在游牧民族征服周边地区、征服世界的过程中，其战马发挥了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在古往今来的战争中，取胜的一个关键因素就是行军的速度，所谓“兵贵神速”。战马在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根据军事学家们的研究，一位骑兵的战斗力相当于50个步兵，一昼夜行进数百里。当年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时，骑兵每人配备三四匹马，昼夜躜行数千公里。在《盐铁论.世务》我们还可以看到汉朝时人对匈奴骑兵的描写：“因时而动，乘可而发，飙举电至。”
马对于草原民族之重要不言而喻，因此他们爱马并善于驯马。对马匹的驯养是游牧经济中最复杂、最困难的一项工作，但是匈奴是当时世界上驯养马匹最多的民族，最令人称奇的就是上述的白登山一战。当时匈奴的30万骑兵以马的颜色分类编队，并分布在4个方向上：西方尽是白马，东方尽是青马，北方是乌骊（黑）马，南方是（赤黄色）马。每个方向分布着一种颜色的战马，可谓世界军事史上的壮举。而这对于刘邦来说，更是不可思议了，因为他当时出行时驾车的仅4匹马还凑不齐一种颜色。我们不得不慨叹匈奴人畜牧技术的高超。如果没有一套先进的繁育技术和种群培育技术，这种纯度是无法办到的，而且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得了的，需要5到10年的周期.

匈奴人还会依据不同的需要驯养出不同类型的马匹，因此每个人的贴身坐骑不止一匹。如长途跋涉时需要耐力强的马匹；放马、套马时需要有爆发力、力量强的马匹；套车时需要温顺的马匹；狩猎与出征时所骑战马需要有力量、耐力和胆气，是最优秀的马匹。当时的匈奴人已经掌握了相当丰富的遗传学知识，非常注重保护种群的纯度，各种用途的马匹都是分开驯养，决不混血。取得同一种颜色的马匹的方法也是一样，即将同一种颜色的马匹集中在一个区域内，所生出的小马驹与种群属同一种颜色的会被保留在原种群中，否则将被剔除，而且纯色的马匹决不与其他颜色的马匹种群杂交。这样通过几代的繁育后，一个种群的数量与质量就会趋于稳定，在后代中出现其他颜色马匹的几率就会接近于零。
其实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北方人驯养的优良马匹就受到中原人的注意，中原也开始出现了识马的人，比如春秋战国时期的伯乐。《史记 日者列传》中还提到“黄直，丈夫也；陈君夫，妇人也，以相马立名天下”。他们都有丰富的相马经验,可能还有著作传布于当时。可惜他们的相马经未能流传下来，我们仅能在《齐民要术》、《神机制敌太白阴经》等典籍文献中窥其鳞爪。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随着匈奴人的南下，中原出现了很多著名的马匹，其中最有名的是三国时期的赤兔马。相传这匹千年一遇的好马，是董卓在西凉地区做官时所获，后赠与其义子吕布。西凉所在的西北地区是大宛汗血天马进入中原地区的第一站，因此很难说赤兔马就不是来自于西域。

出神入化匈奴人的战争艺术

西汉晁错对匈奴人的骑术有过这样的介绍：上下山坡，出入溪涧，中原的马不及他们；在险道陡斜处一边飞驰一边射箭，中原的骑兵也不及他们。这是匈奴人所擅长的技艺。而这一技艺来自于他们的生活。匈奴人从小就熟悉骑射，当他们还是孩子时就会骑着羊，在草原上追捕射杀鸟鼠。一到成年就骑上马背，挎上弯刀，背上弓箭，或打猎或战斗。所谓“人不弛弓，马不解勒”。因此匈奴人对马的驾驭能力超乎人们的想象。而这一旦转化到战场上，就变成一种强大的战斗力骑兵。

所谓骑兵就是骑马的士兵，或者说能把马骑好的士兵。骑马需要骑手与马匹的完美配合，因此对匈奴骑兵来说战马就是他们的生命，对一个普通匈奴骑兵来说拥有一匹通人性、能力强的战马是很重要的。匈奴人经常骑着自己的爱马去狩猎，因为在狩猎中骑手本身及其战马都会积累许多战斗经验，这样到了战场上，战士和战马都不会怯场。人的怯场很容易克服，战马如果不经历围猎与多次战斗的洗礼，很难成为战场上的胜利者。越是久经沙场的战马，在战斗中越英勇，它不仅能让骑手准确地找到敌人进行攻击，而且在危急时刻往往能让骑手化险为夷。建立了匈奴国家政权的冒顿本人也是依靠一匹抢来的千里马逃脱敌人追击的。
匈奴的强大来自他们的骑兵，因此战国时期与胡人有过多次交往的赵武灵王才会力排众议，下令举国改穿胡服并学习胡人先进的骑射技术。这一改革的实质在于促使以骑兵—步兵相结合取代以往的战车—步兵相结合的军事制度与作战方式。这一改革甚至影响了后世，使得一些中原将领也学习、借鉴草原民族的作战艺术，比如汉将卫青就善于以骑兵与匈奴作战，霍去病从卫青出征时就身为骠骑校尉。
赵武灵王改穿胡服引进了两种东西：一是长靴，二是腰带。自古以来中原人不穿靴子，而是穿舄，而穿靴子能避免骑射时腿部被马具划伤。中原人的服饰中也有腰带，但那只是一种装饰和地位的象征，而游牧民族骑射时一定会系紧腰带，以防止在长期骑射时因颠簸而造成内伤。今天的蒙古人称妇女为“不扎腰带的人”，是因为游牧民族的妇女很少骑马远行的缘故。
中国古代历史上，北方游牧民族在军事上往往拥有绝对的优势，除了天然的骑兵优势外，与游牧民族政治军事体制也有着直接的联系。匈奴人氏族公社的特征是，它既是一个生产组织，也是一个军事组织，匈奴人做到了军政合一、兵民合一、军事与生产合一、军事与生活合一。这也正是《史记.匈奴列传》里所说的“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当冒顿单于建立政权后，仍旧采取了军政合一的管理形式，而且这个体系从上到下贯穿始终。根据史书记载，每年的正月、五月、九月，匈奴人会进行三次集会祭祀，之后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组织大型的围猎活动，其意在清点军队人数并在实际的狩猎活动中检验部队的战斗力，演练各种战略、战术。此外，匈奴人会在行军期和战争的间歇期进行围猎，一来作为后勤补给，二来可以保持和提高战斗力。历史上的很多游牧民族都具有这一特点，比如成吉思汗就是在行军途中的一次围猎活动中不慎摔伤的。
匈奴人的后勤补给制度是骑兵取胜的保障。中原人作战讲究大军未动粮草先行，但是匈奴骑兵的后勤补给却与此不同。其实这也得益于他们先进的畜牧技术。匈奴人已经掌握运用深度加工畜产品的技术，并将奶食品和肉食品加工成高浓缩、高营养、高热量的食物。他们将几十公斤的牛奶经过一系列的加工后得出仅有几公斤重的奶酪，将一头牛的肉加工成能盛在牛膀胱内的高浓缩肉松。这样，他们每天在休整的时候，将肉松置于头盔中放些水在篝火上加热便能成为美味的晚餐。每天早晨从奶酪中割下一小块放在皮囊中，装满水，经过行军时的颠簸，到达宿营地后就可以喝到爽口的饮品据说马奶酒就是这样诞生的。一个民族要征服世界，首先要有征服世界的饮食，此时的匈奴人乃至13世纪的蒙古人使用的都是这种办法，18世纪的英国人征服世界的秘密也在于他们发明了压缩饼干，这可以说与匈奴人有异曲同工之妙。
宝剑锋自磨砺出青铜之光

中原人称匈奴骑兵为匈奴铁骑，此称呼何来？我也曾请教过很多专家，答案不尽相同，但是有一点共识，那就是匈奴骑兵披金穿甲，手持战刀，威风无比。司马迁说匈奴人的长兵器是弓箭，短兵器是个叫做的青铜剑。试想，匈奴骑兵每个人手持一把青铜剑，背着弓，每一副弓都要配备几十支箭，再加上盔甲、马笼头、马掌等所需的金属物件，总负荷有几十公斤是一点都不夸张，30余万骑兵，所用的青铜重量应该在几千吨，加之匈奴人在生活中所用的青铜器，其用量可谓巨大。有些人会说可以从中原购买，但是要知道，汉朝当时对青铜、铁器等战略物资实行封锁，哪怕是镶有金属的物品都不能够输往匈奴。因此可以肯定，匈奴人所使用的青铜器具主要是匈奴工匠自己制作的。这也就说明匈奴人不仅掌握了金属冶炼，尤其是青铜的冶炼技术，而且在工艺技术上远远超过汉朝。
《汉书.匈奴传》中的一则故事可以说明：公元前47年，匈奴呼韩邪单于与汉使韩昌、张猛订立盟约，他们一同登上匈奴诺水东山，单于以径路刀、金留犁搅酒，以老上单于所破月氏王头为饮器，共饮血盟。这里提到的径路刀就是一把青铜剑。匈奴人认为，径路刀有一种神秘的力量，所以用它和血酒，能使双方都保证遵守盟约。从已出土的连云港尹湾简牍也可以证实，汉朝精心收藏了匈奴人制作的径路宝刀和许多不知形制和作用的匈奴青铜器。
根据考古工作者提供的消息称，在中国北方诸多矿山中都有选矿采石的痕迹，而阴山山脉即是其一。《汉书 匈奴传》中有这样的记载：“外有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繁盛，多禽兽，本冒顿单于依阻其中，制作弓矢，出来为寇，是其园囿也。”此外史籍中也明确记载单于庭位于汉朝代郡（今山西代县）、云中郡（今内蒙古呼和浩特）的正北面，其位置就是阴山山脉所处的位置。
有学者说，当年匈奴人的采矿精准度比今日依靠高科技工具所探测的还要高。因为没有考古发掘的考证，此说无法证实。但是民间却有关于熔炼的传说。据说匈奴人采用的是根据地形、依靠风力、海量的熔炼技术：依据季节，选择一个三面环山的山谷，在风口方向堆放矿石，燃起木炭，这样火势可以随着风力越烧越旺，当达到一定温度后，液化的金属随山势流下，人们就可以收集熔液进行锻造。考古工作者在如今的阴山西部、狼山北麓，发现有曾用上述方法冶炼的遗迹。这项技术也被后世许多北方民族使用过，比如在鲜卑、蒙古、契丹人的古老传说中都提到类似的事，他们的祖先曾经在深山危谷中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为了寻找出路，他们砍下山上的树木，用牛皮作为鼓风机，熔化掉一面山岭，从而开辟出一条“铁路”走出困境。这与匈奴人熔炼技术如出一辙，如此看来这些传说并非天方夜谭，还是存在技术上的依据。
今天能见到的鄂尔多斯青铜器多数是匈奴人的杰作。从已经出土的匈奴青铜器可以得知，当时的匈奴人在制作青铜器时已经掌握了捶击法，也就是用重物反复捶击青铜器件，从而得到理想的形制和坚硬度。此外匈奴人还会使用模具法。今天见到的各种青铜饰牌，表面刻有纹饰，背面光平的属于单面浇铸，即在铜液处于半凝固状态时稍加捶压成型，再加以修饰即成。但如果是双刃的匕首、宝刀、短剑、箭镞等则需用复合模具灌铸，待脱出模子后再进行錾凿和修正，如果出现砂眼还要进行凿补。如果剑柄处有兽头饰、铃式、中空镂孔则使用套模法，工艺更为复杂。有些更为精美的器具甚至使用了焊接的方法。除此之外匈奴人已经学会对金属器物进行抛光，使制成物更加光彩夺目。笔者曾经多次到内蒙古鄂尔多斯市和陕西宝鸡市的青铜器博物馆，这两座博物馆是收藏匈奴青铜器物最多的地方。每次进入博物馆首先吸引我的是数量繁多、排列整齐、锋芒依旧、寒气逼人的青铜箭头。
匈奴人不仅在青铜器加工上造诣颇深，其金属的加工技术也堪称一流。1972年在内蒙古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了一件匈奴遗物中最具代表性的艺术珍品，匈奴金冠饰：金冠顶上饰以展翅翱翔的雄鹰，鸟头用绿宝石琢制，整件饰品给人以栩栩如生、金碧辉煌之感。从出土文物看，匈奴人似乎并不制作像司母戊大方鼎那样的大型器物，这或许是因为匈奴人以游牧经济为主，大型器物不便于迁徙。不过这并不因此表明他们不会制作大型器物。公元前121年，霍去病大将军直捣匈奴休屠王的老巢，夺得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其高就有一丈多，用今制推算可达到2.5米左右。

给我一个温暖的家毡帐

我们虽然不能从现有的资料中得到关于匈奴人住所的完整信息，但仍然可以大体描绘出匈奴人的住房条件。匈奴人在北方草原游牧的时候居住的是“穹庐”，虽然史书上没有详细地描绘它的结构，但根据匈奴岩画和蒙古高原其他民族住所的比较发现，“穹庐”酷似今天的蒙古包。
穹庐的骨架应为木质，在木质外部围上用牲畜毛制成的毡子。顶部设置天窗排烟，底部的围毡可以掀起，以便空气的流通。穹庐内置地灶，用来烹饪和取暖。门应该朝东南方向开，以防止风沙的侵袭。穹庐呈圆形，这样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对风的阻力，从而使之更加牢固。不论从形制还是从材质来看，后世的蒙古包都可以肯定是源自穹庐，因为在今天的蒙古包中蕴含了很多穹庐的元素。
蒙古包与穹庐一样，是北方民族游牧经济的产物，它是游牧民族在经过漫长的探索、研究、改进后的杰作。蒙古包不仅仅是游牧民族的安身之所，也是游牧民世界观、人生观、生态观的完美体现。穹庐在制作、搬迁过程中不需动用一锹土壤，原材料都可重复利用，因而可以说是完全环保型的建筑。它的搭建、拆除、转运十分简便迅速，两个成年人在一个小时之内即可搭建完成，半个小时就能拆卸搬运。穹庐的天窗呈日月组合状，其支撑架由数十根长度一致的木头制作，从内部看上去就呈现出日月光芒四射状。圆形的木架、毡围好似大地环绕状，匈奴人把他们对大自然的认识浓缩到了小小的穹庐内。穹庐是匈奴人所掌握的力学、美学、环保学、生态学、哲学的完美组合，是游牧经济与蒙古高原自然环境结合的产物，是匈奴人智慧的结晶。
匈奴人除了会搭建穹庐外，早已学会建造房屋、筑起堡垒。他们在北方草原上不仅建造过单于城、茏城等行帐都城，即多达数千座的穹庐集中在一起的移动的都城，也曾经建造过赵信城等在汉匈战争中声名显赫的防御性城市，只是历经沧桑巨变后它们逐渐被历史的尘埃湮没了。不过匈奴人南下中原后建造的一些城市遗址却历经千年的风雨洗礼，仍旧屹立着。在今陕西境内，匈奴人赫连勃勃兴建的国都统万城就默默地诉说着大夏国当时的繁荣与强盛。一千六百年前的城市，在漫天黄沙中矗立着，至今为止还能保持30多米高的城墙，这在中国历史还是绝无仅有的。
相传，负责建造统万城的将领叱干阿利非常严苛、残忍，他为了保证施工质量，曾下令将筑城的黏土放在笼屉内蒸熟，而且修筑好的城墙如果能用锥子扎进一寸，负责修筑这一段城墙的工匠不但将被处斩，还会被筑进城墙中。当然这里可能有后人演绎的成分，但是统万城的坚固是毋庸置疑的。经过科学的分析发现，修筑统万城使用的是“三合土”，即生石灰加水过滤发酵后与白胶泥、细沙相拌而成，由于生石灰加水后会产生高温爆裂，蒸汽上升，所以给古人的印象好像是经过蒸煮一样。三合土的使用是世界建筑史上的一大进步和飞跃，也可说是匈奴人的创造发明。现存的统万城依旧非常的雄伟坚固，在城墙的遗址上当地农民掏了不少的窑洞，据当地农民说，在一般的黄土上挖窑洞7天即可建成，而在统万城遗址上掏窑洞则需要两个月时间。
作为一个国家，匈奴已然消失，但是匈奴人所留下的历史遗迹却仍在诉说着他们当年的辉煌。匈奴人创造出的高度的游牧文明不仅影响了其后在蒙古高原兴起的诸多游牧民族，而且随着匈奴人西迁和南下，也扩散到了欧亚大陆的广阔地区，甚至今天仍依稀能见到它的印记。

阴山：匈奴人曾经的天堂

  即使不能说地理位置决定一切，但地理位置对于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而言，都极为重要。耸立在中国北部的阴山山脉，东西横亘，形如屏障，它不仅是一条重要的自然地理分界线，一条农牧业经济形态上的自然分界线，它还是历史上匈奴的生命线。

  几乎没有人说得清匈奴的起源地在哪里，因为在公元前318年以前，他们的名字未见于史书，而一旦出现，他们就已然在阴山山脉及其周围了。公元前215年，他们被秦将蒙恬打败，迁徙到阴山以北，十余年后复夺回故地，由此直到汉武帝时期，他们才在与汉朝的反复争战中，彻底失去阴山远遁。因此根据有史以来的记载可知，阴山山脉一带是匈奴重要的活动空间，否则他们也不至于要如此反复地来去。

西汉末年，悉知“边事”的郎中侯应说：塞外阴山草木茂盛、多禽兽，是匈奴冒顿单于的苑囿。侯应还说，匈奴人当年屯聚于阴山地区，制作弓矢、来出为寇。班固的记载可以证明，侯应所说，确属事实。阴山地区当年就是匈奴冒顿单于的根据地之一，这里有匈奴的支就城、头曼城、河城。后人认定，其中的头曼城，乃是冒顿单于之父头曼单于会见贵人、接待使者、处理政务、决断军机的衙署所在地。
从遥感地图上，可以很清晰地看到阴山山脉的雄姿。它磅礴大气，西起狼山，东包大马群山，至多伦。东西长约1200公里。其实如果从更大范围来看，这样一条横亘东西的山脉，远不止于此。从大兴安岭往西，有燕山、阴山、贺兰山、祁连山、天山、阿尔泰山，它们宛如一条巨龙，横卧在中国北部，在地理位置上颇具战略意义。守住这些山脉，就可北可南，进退自如。所以历史上这一带总是战事连连。
阴山对于匈奴的意义当然远不止于军事作用。阴山山脉坐落在北纬41度左右，海拔1500—2200米，宛如一道阻隔南北的天然屏障，冬季，它阻挡了来自西北方寒潮的南下侵袭，使得阴山以南地区每年冬季不但西北风远比其北的弱小，而且山南和山北的气温平均相差大约在6 —12 上下，极端时期，其相差值会更大。直至今日，呼和浩特地区的年均无霜期是146—152天，而漠北腹地的年均无霜期只有90—110天。
源于太平洋的海洋暖湿气流，经过远距离飘移后，势力虽然已经大幅度衰减，但仍然能够抵达阴山山脉一线，从而给阴山以南的地区带来数量不多却极其宝贵的降水。然而这股气流却也因无法翻越阴山，令山北草木无法得到充裕的降水滋润。所以阴山山脉是气温高低、降水多少、霜期长短的南北分水岭，又是植被优劣、草木盛衰、禽兽众寡的南北临界线。在气候和农牧业经济形态上形成一条重要的自然分界线：阴山以南，因黄河的漫流，导致湖泊众多，水草丰美，宜农宜牧；阴山以北则为平缓的高原，有广袤的草原可以放牧。作为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他们的生活轨迹是随季节变化而迁徙的，冬季寒冷时往南寻水草，夏季酷热蚊蝇难耐时去北地避暑，而阴山南北区域正是他们的宜居之地。因此一直到汉武帝刘彻对匈奴发动大规模攻略，阴山地区始终是匈奴人猎取禽兽、牧放牲畜的最为重要的经济基地之一。
巍莽阴山，千里绵长，谷深林密草木飘香。枝红叶绿，鲜英嫩黄，青松翠柏重峦叠嶂。苍鹰彩雉鸣唱百鸟，羊狐兔追逐糜獐。乳白色的穹庐掩映在丛林之中，往来的黑车运载着生产的繁忙。良好的生态环境，使匈奴人的畜牧业尤其发达，他们饲养的马、牛、羊，数量都非常巨大，仅战马一项，就能一下子调动40万匹同时使用。
不过当游牧民族遭遇北进的农耕民族，碰撞之后的冲突就在所难免，尤其是在阴山南面这样一个宜农宜牧之地。农耕民族善于圈地、垒墙筑室；游牧民族则以天下为家，无边无界。一个善于固守，一个需要来回奔突。立足点从根本上就不相同。如果双方都能彼此尊重，互为补充，本可以共有一方和平的天地，比如历史上也曾出现过的汉匈关市，以北方的乳肉换南方的粟米，或以南方的铁器换北方的良马。但是完全平等的交易总是不能恒久，一旦政治军事形势有变，关市就成为一种向对方讲条件的筹码，或限制或关闭。公元前127年，汉朝就限制马、弩出关。公元前121年，汉律规定：胡市，吏民不得持兵器出关，即使是在京师市场上买的，也同等对待。
公元前129年至前119年，汉武帝发动了对匈奴的大规模武装攻略，战线由南而北、自东往西，不断推进，终于迫使匈奴退出了阴山。匈奴人从此进入了“少草木、多大沙”的西北大漠。
这里岩石裸露沙漠纵横，降水量少而蒸发量大，“秋冬甚寒，春夏甚风”，气候极为干燥。其自然环境以及气候条件是无法与阴山地区相比的。公元前162年，西汉文帝就说：寒冷异常的漠北地区，每当秋季霜雪都会早早降临。酒泉太守辛武贤也说：漠北地区“土地寒苦”。晁错在其上书中更是说：隆冬季节，其他地区是地冻三尺，而这里则是冰厚六尺。只有皮厚达三寸的树木，才不会被这里恶劣严酷的气候环境所淘汰。前71年冬季，击败乌孙小胜而还的匈奴，途中遇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
失掉阴山、贺兰山、祁连山一线以及河西草场等气候适宜、水甘草美的经济基地以后，被迫迁逃到漠北地区的匈奴人，“僻居北垂寒露之野”，“亡匿于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他们的牧、猎、手工业经济也跟着急剧衰退，人口剧降，人民的生活陷入了空前悲惨的困难之中。《汉书》所载：“边长老言匈奴失阴山之后，过之未尝不哭也”，就是对当时匈奴社会状况的真实反映。
“亡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这是一首广为人们熟知的匈奴民歌，当今天再次重温时，却深切地感受到了那是匈奴人的哀歌，是他们对经济基地失守、社会生产萎缩、人民生活困苦而发出的哀怨之声。

鲜卑：统一中原的第一个北方少数民族

  鲜卑是继匈奴之后又一个在北方崛起的强大民族，在中国北方的民族史上曾占有显赫的地位。魏晋南北朝时期，这个来自于大兴安岭密林深处的民族在东起辽东、西至青藏高原的辽阔大地上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秦、西燕、南凉、南燕、吐谷浑、代国、北魏、东魏、西魏、北周12个地方政权。其中，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政权开创了中国北方少数民族统一黄河流域的先例。从东汉末到隋唐初，鲜卑人扬鞭催马的身影一直活跃在中国历史舞台上，他们像一颗明亮的流星，在历史的天空灿然划过，却没留下太多的痕迹。

席卷而来的林地民族

从今天的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往西北行约10公里，就是闻名遐迩的鲜卑人遗址“嘎仙洞”。“嘎”是鄂伦春语，“嘎仙洞”意为“猎仙之洞”，这个被当地鄂伦春人认为是猎仙曾显示过神迹的神秘山洞高悬在一座长约100米、巍然耸立的花岗岩大山半山腰中，洞高20多米，长100多米，可容纳数千人。1980年7月30日，呼伦贝尔文物管理局的米文平在这个人迹罕至的石洞中发现了北魏石刻，这方石刻是公元443年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派李敞祭祖先时刊刻在石壁上的祝文，这个惊人的发现证明嘎仙洞就是拓跋鲜卑祖先居住过的“旧墟石室”，而嘎仙洞所在的大兴安岭北段就是史书上总说不清所在的大鲜卑山。在那个平淡的夏日，困扰了史学界千年之久的“鲜卑山之谜”从此被揭开。
鲜卑源于东胡，早在先秦时就生活在大兴安岭山脉中部与北部的广大地区。受所处地理环境的影响，这时鲜卑民族的生产方式是狩猎兼游牧，他们所捕获的野马、羊、端牛是中原所见不到的异兽，而其出产的貂和子皮柔软光滑，用其制成的衣服被认为是天下名裘。但由于其活动区域远离汉地，汉王朝一直没有注意到或忽视了他们的存在。东汉初年，漠北草原的霸主匈奴人已不复昔日的风光，在汉朝与乌孙、丁零、乌桓、鲜卑等民族的连年打击下，被迫西迁。鲜卑人趁机大规模南迁西徙，从东北地区向蒙古草原中部、西部迁移，占据了匈奴人的家园，而没有迁走的十余万落匈奴人，“皆自号鲜卑”，鲜卑民族人数大增，开始崛起于中国北方。
鲜卑人占领匈奴故地之后，他们中涌现出了一位杰出首领檀石槐。据说其母亲是吞冰雹受孕，长大后果然不同凡响，能“施法禁，平曲直”，被推举为鲜卑大人。东汉桓帝时（公元147—167年），檀石槐建庭于弹汗山（今山西阳高县北），统一鲜卑各部，建立了强大的军事同盟，占有自今天东北部经华北边缘至新疆北部的广大地区，“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东接夫余、貊，二十余邑为东部；从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余邑为中部；从上谷以西至敦煌，接乌孙，二十余邑为西部，各置大人主之”。至此，兵强马壮的鲜卑人代替了匈奴，成为了北方广大草原的主人，他们不断南下，到汉朝边地抢掠。直到此时，汉王朝才开始重视这个似乎是突然之间冒出来的强大敌人，视其为心腹大患，以东汉著名文学家蔡邕为首的大臣们一致认为，鲜卑“兵利马疾，过于匈奴”，难以战胜。果然，在随后的两军对阵中，鲜卑三部在檀石槐的统一指挥下大败汉军，从此打开了鲜卑南下的大门，鲜卑民族就像一股狂风一样，与匈奴、羯、氐、羌等民族一起逐鹿中原，横扫中国北部

鲜卑是一个内部成分很复杂的民族，最初的鲜卑部落大致可分为东部鲜卑和北部鲜卑，后又在二者的基础上演化出了西部鲜卑。后来，在南迁西徙的过程中，鲜卑各部与匈奴、丁零（高车）、乌桓、汉人等混血形成了许多新的部别。如鲜卑与匈奴混合，在河套阴山一带形成了拓跋鲜卑，在蒙古草原南部形成了匈奴父、鲜卑母的铁弗匈奴；与敕勒混合，在阴山以北形成了乞伏鲜卑；与南匈奴之后宇文氏混合，在西拉木伦河一带形成了宇文鲜卑等等。根据这些部落后来建立政权的大致区域，后世学者将慕容氏、宇文氏、段氏称之为东部鲜卑，拓跋鲜卑称为北部鲜卑，慕容氏的一支吐谷浑、拓跋氏的一支秃发氏及乞伏氏称为西部鲜卑。这三部鲜卑与檀石槐时的三部已有了很大区别，他们在魏晋南北朝时横刀跃马，纵横北中国，在东起辽东、西至青藏高原的辽阔大地上先后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秦、西燕、南凉、南燕、吐谷浑、代国、北魏、东魏、西魏、北周12个地方政权。从嘎仙洞里走出来的拓跋鲜卑更是定都洛阳，与汉民族建立的南朝长期对峙，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
鲜卑民族是因山而得名。鲜卑山就是神山，是鲜卑人心目中的神圣之山。这个极度怀旧的民族，在多年的迁徙过程中，走到哪儿，就把鲜卑山的名字带到哪儿，以至于那一时期，在中国的历史上出现了若干个鲜卑山。辽东塞外鲜卑山、辽西的两座鲜卑山、大兴安岭北段鲜卑山、匈奴人的焉支山，北中国的好几个山脉，都曾被称为“鲜卑山”，这些鲜卑山极大地混淆了史学家们的视线，以致于最后谁也说不清鲜卑山的确切位置，使其成为了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千古之谜。
后燕铁骑在参合陂的恸哭

慕容部落是晋代鲜卑诸部落中重要的一支，他们的祖先是从辽东塞外的鲜卑山走出来的。慕容氏的发式与拓跋部脑后垂一条辫子的“髡发”不同，是披发。东汉初年，慕容部落从辽东鲜卑山南迁，来到了饶乐水，即今天的西拉木伦河流域，以此为根据地，向四周扩展地盘和势力。西晋永嘉初年（307—313年），慕容自称“鲜卑大单于”，借尊王之名，行扩土之实，尽得辽东地区，后被东晋封为平州刺史，其疆域包括今天的辽宁锦州、义县、锦西、阜新及朝阳等地。慕容在位时的突出政绩是立侨郡县，劝课农桑，发展社会生产。除了教部民种庄稼之外，慕容还在江南求得桑种，在辽东发展养蚕业。慕容死后，其第三子慕容继位。慕容继续起用汉族士人，施行重农政策，给贫困流民分田、分牧牛，兴修水利，这些措施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东北地区的开发。
在鲜卑诸部中，慕容鲜卑是最早建立地方政权的部落，他们为鲜卑最终问鼎中原迈出了关键性的第一步。从公元337年至410年，慕容氏先在辽东，后在黄河流域建立了前燕、后燕、西燕、南燕四个燕国。这四个燕国的立国时间都不长，最长的不过30多年，短的还不到10年，生命极其短暂。究其原因，除了前秦、后秦及北魏、东晋等强敌环伺，生存环境恶劣，也与其自身的一些执政失误有关。慕容鲜卑本是以游牧为主的部族，作战时依靠兵强马疾的骑兵取胜，但在建国以后，慕容鲜卑加快了汉化的步伐，其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逐水草而居的畜牧生活转向了农耕定居生活，战马锐减，军士凋弊，加上王公贵族们日益腐化，骄奢淫逸，军队无心作战，强敌来临时时常常不战而溃，燕国最终灭亡，消失在了历史长河之中。
虽然都是鲜卑人建立的国家，且二者有亲戚关系，但拓跋鲜卑建立的北魏和慕容鲜卑建立的四燕之间战事不断，他们之间最惨烈的战争发生在1600多年前的参合陂（今内蒙古凉城县东北）上。公元395年，后燕国主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率8万铁骑攻打北魏，两军隔着黄河对峙了6个月后，慕容垂的外甥北魏道武帝拓跋采取心理战术，散布慕容垂已死的假消息，后燕军心动摇。然后，拓跋抓住了黄河冰封的良机，在参合陂偷袭撤退的燕军，燕军人马相踏，溺死1万多人，慕容宝单骑出逃，四五万人被俘，全被拓跋活埋。这是中国历史上继白起长平坑四十万赵卒、项羽新安坑二十万秦兵以来的第三起大规模杀降事件，是拓跋鲜卑对慕容鲜卑的一次大屠杀，极大地削弱了后燕的兵力。第二年，慕容垂攻打北魏，率军经过参合陂时，看到了一幅“积骨如山”’的人间地狱景象。看着散落在荒野中的累累白骨，数万后燕铁骑禁不住一起放声恸哭，声震山谷。曾经身经百战的常胜将军慕容垂气恨交加，当场吐血发病，不久病逝。数万铁骑的恸哭声改变不了后燕灭亡的轨迹，也挽救不了慕容鲜卑消亡的命运，15年之后，慕容氏建立的最后一个国家南燕，被“气吞万里如虎”的东晋刘裕消灭。亡国后，慕容部落渐渐不复存在，但慕容这个姓氏却保留了下来，成为汉族百家姓中的一个，直到今天仍在使用。

雕在石窟里的西秦文明

在甘肃省永靖县小积石山大寺沟内，黄河右岸一处长约200米、高约60米的峭壁上，密密麻麻地凿着183座窟龛，窟中共计有694座石雕、82座泥塑和900平方米的壁画，这就是素有“深山瑰宝”之称的炳灵寺石窟。在这个风格古朴的石窟中，遗留着乞伏鲜卑所建立的西秦文明的碎片。如开凿在悬崖峭壁上的169窟中，有距今1500余年的精美的西秦造像。169窟是炳灵寺的精华所在，其北壁佛龛内有“无量寿佛”、“观世音菩萨”的造像，而在北壁的显著位置还立有一尊高约1.25米的立佛，“一佛二菩萨”的造像色彩艳丽，立佛仪态庄重，均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169石窟北壁上方还有“建宏元年岁在玄枵三月二十四日造”的字样，这是至今所见到的中国最早的石窟纪年题记。
西秦是鲜卑人在中国陇西地区建立的地方政权，存国时间为47年。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中，47年时光只是短暂的一瞬，曾经在陇西一带纵横驰骋，东征西讨的西秦虽然立国时间不长，但在陇西地区的农业和畜牧业开发、城镇建设、交通道路的改良及沟通东西交通方面，却也作出了不少贡献。如乞伏贵族曾从河湟、河西、陇东、陇南等地强行迁徙十万农民到陇西，客观上推动了陇西农业的大规模开发；西秦“马大繁息”，养马业十分发达，其骑兵骁勇善战，在著名的淝水之战中曾被前秦征调为先锋骑，参加与东晋的决战；而离甘肃省夏官营火车站不远的勇士城、榆中县东北的苑川城、甘肃靖远县西北的度坚城等都是西秦在陇西建设的新城镇；《水经注》记载，乞伏乾归在位时，曾花费三年时间，在罕（今临夏）境内的黄河修建了一座高50丈、长40丈的宏伟“飞桥”。
西秦时的陇右地区处在中国内地与西方（中亚、欧洲、印度）的交通要道上，无论从河西走廊入西域、欧洲，或是由青海经柴达木盆地至西域，一般都要首先经过陇西地区。西秦存在的47年中，往来于陇西的中外僧人为数不少。其中，从内地往西域求法的僧人，有法显、释昙无竭、释智猛、法勇等数十人，而从西方或西域入内地来弘法的僧侣人数更多，如大名鼎鼎的鸠摩罗什、昙无毗等，都是经河西的北凉、陇西的西秦抵达了中国内地，向信徒们传授佛教教义。
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在北方十分兴盛，西秦的东西邻国后秦和北凉均崇信佛教，受地处中西交通要道的地理位置和社会大环境的影响，佛教在西秦很快传播和盛兴了起来。除了炳灵寺外，甘肃天水的麦积山石窟也与西秦有关。麦积山距今天的天水45公里，因其形状像堆积的麦秸而得名。西秦时，被乞伏炽磐“崇为国师”的禅宗大师玄高曾在麦积山隐居，从者如云，仅徒弟就有100多名，而后秦高僧昙弘也在麦积山修行，与玄高一起研修佛法。

在鲜卑各部建立的地方政权中，西秦是较早接受佛教影响的政权之一。继西秦之后，北魏、西魏、北周各政权均大力提倡佛教，虽然中间也有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灭佛之举，但佛教在北朝总体上是处于蓬勃发展阶段，这一点可以从麦积山、炳灵寺、莫高窟、龙门石窟、云冈石窟中留存的大量北朝时期的佛像、壁画、雕塑中得到证实。令人惊喜的是，鲜卑人不仅将自己全心膜拜的神灵和关于天国的美好想象雕在了各地的荒山石窟中，还因虔心所至，无心地将自己的形象以“供养人”的名义留在了石壁上，使后人对其相貌和服饰有了一些直观的了解。如在莫高窟285窟的西魏壁画中，男供养人头戴卷沿毡帽，身穿小袖窄衫、白布小口裤，腰系蹀躞带，上面挂着打火石、刀子、磨刀石、解结锥、针筒、绳子等，脚登乌鞋，与史书记载以“著小袖袍、小口”为主要特征的鲜卑人服饰十分相近，是十分珍贵的鲜卑文物资料。

胡笳汉月的北魏孝文帝

有着3000多年历史的洛阳是中国六大古都之一，有“九朝故都”之称。公元493年，北魏孝文帝拓跋宏（元宏）将都城从平城（今山西大同东北）迁到河南洛阳，在这座美丽的历史名城中继续大刀阔斧地进行了鲜卑族的汉化改革。实际上，拓跋鲜卑的汉化运动早在孝文帝祖母冯太后临朝听政时就已开始。拓跋鲜卑历史上母后摄政现象较多，与其有浓厚的母系氏族遗风和奇特的“子贵母死”制度有关。那位曾经活埋后燕数万士兵的拓跋建立代国，成为鲜卑历史上第一位君临中原的皇帝后，仿效汉武帝的做法，创立了“子贵母死”的继承制度，即只要皇太子一册立，其母亲立刻被赐死。因为没有生下可以继承皇位的儿子，出身北燕皇室的汉族女子冯有非常幸运地成为了皇后，后来又成了至高无上的皇太后、太皇太后，把持朝政数十年。冯太后聪明能干，既有见识，又有魄力，是拓跋鲜卑历史上有名的女政治家。她在当时进行的汉化改革主要有禁止同姓通婚、实行俸禄制、立三长制、朝服改革等内容，这些重大举措极大地改变了拓跋鲜卑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为孝文帝的汉化运动奠定了基础。

冯太后死后，孝文帝在其丧礼上弃鲜卑旧俗不用，宣称自己要遵循儒家礼仪，服丧三年。此后，他接二连三地破除了许多鲜卑固有的习俗，改用汉人习俗，如罢省了对鲜卑族诸神灵的祭祀，把汉地的天、神当作自己的神灵加以敬奉，崇拜天皇大帝和五方大帝；让汉族官吏参与太庙祭祀，打破了非帝室十姓不得参与国家丧葬祀礼的规定；由于小岁时众臣穿着裤褶来朝贺皇帝，觉得不合华夏礼仪，于是贺小年的风俗也被罢除；不允许像以前一样袒裸；改变拓跋鲜卑每年第二个月祭宗庙的习惯，像汉族人一样在第一个月祭宗庙；开始减省繁缛的四月祭天仪式，后来，索性罢废了鲜卑人十分重视的这项传统仪式，正式采用中原帝王祭祀天、地的仪式；革除了六月至阴山却霜的习俗，等等。
革除旧俗只是孝文帝汉化改革的前奏。孝文帝汉化的决心十分坚定，为此，他甚至处死了反对改革的太子。紧接着，孝文帝带着约100万左右的贵族、官僚、军队和部众浩浩荡荡地迁都洛阳，为了让南迁的人永远定居下来，他还下令“迁洛之民，死葬河南，不得北还”，拓跋鲜卑从此就在洛阳长久居住了下来。孝文帝的汉化运动十分全面，他在洛阳采取的汉化措施主要有禁止鲜卑人穿民族服装，不允许大臣们在朝廷上说鲜卑话，提倡说汉话、穿汉服，还下诏定姓族，改鲜卑复姓为汉姓，拓跋皇族就是在这时改为元氏的，鼓励鲜卑人与汉族通婚，改革官制，改定律令等等。孝文帝的改革极大地促进了鲜卑与汉民族的交融，鲜卑民族迅速封建化。在他的大力提倡下，儒学在北魏也盛兴起来，北魏统治阶层中出现了许多文武双全的杰出人物，还出现了与南朝相比，北朝的儒学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局面。为此，初到洛阳的南朝使者陈庆还发出了“吾始为大江以北皆戎狄之乡，比至洛阳，乃知衣冠人物尽在中原，非江东所及，奈何轻之礼”的感叹。孝文帝推行的汉化运动将鲜卑民族带进了文明的领域，因而被后世的君王当成明君的楷模。200多年后，大唐皇帝在云州（今大同），在昔日北魏明堂的遗址上给孝文帝修建了祠堂，纪念他不朽的历史功绩。
丝绸南路的中介者吐谷浑

20世纪80年代，一个偶然的机缘，考古工作者在荒凉的柴达木盆地南缘青海都兰县发现了一群总数在千座以上的巨大古墓群。其中，一座被当地藏族牧民称为“九层妖楼”的吐谷浑古墓中出土了大量来自于中原汉地、中亚和西亚的丝绸、金银器、玛瑙珠、玻璃珠、铜盘残片和铜香水瓶。这些被埋藏了千年却依然精美如昔的丝织品和各种珍贵器皿的发掘，用铁一般的事实表明，鲜卑人在青藏高原上建立的吐谷浑王国是丝绸南路当之无愧的中介者。
在鲜卑诸部纷纷南迁西徙的历史潮流中，源出于慕容部落的吐谷浑部跋涉得最为遥远，其生命力也最为长久。吐谷浑部落不远万里，来到甘南、青海之后，联合当地的氐羌部落，以现在的青海为主要活动中心，建立了一个存国时间长达350年之久的草原王国。在其漫长的统治时期，吐谷浑有过许多不为世人周知的历史贡献，如创造发明了没有桥墩柱也依然可以横渡黄河天险的河厉桥，在荒无人烟的青海草原大开城镇建设新风，在美丽的青海湖草原中培育出了能追风掣电的千里马“青海骢”，推动了长期无人问津的丝绸之路南道的繁荣、开辟了从青海高原直接通往南朝都城建康（今南京）的新道等。其中，对中国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是吐谷浑人对丝绸南路的沟通与联结。
号称“中西文化运河”的丝绸之路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就以“玉石之路”的名义存在，西汉张骞通西域后日益兴盛。大家现在熟知的是张骞走过的丝绸之路，即出长安，跨渭水，越陇山，向西穿过祁连山以北的河西走廊，进入西域，这条路是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实际上，在黄河以西，经过祁连山以南的吐谷浑王国疆域内，还有一条鲜为人知的丝绸之路，这条路被后世的学者称为丝绸南路。丝绸南路一般经过西宁，经过日月山后大致有三条支线：其一，经青海湖南岸或北岸，过柴达木的德令哈、大柴旦、小柴旦，出当金山口，到达甘肃敦煌，汇入河西走廊道，再往西域；其二，过青海湖南岸，经今都兰县城、香日德、诺木洪、格尔木、乌图美仁，再向西北经过尕斯库勒湖，越阿尔金山到西域；其三，从鄂陵湖、扎陵湖一带出发，经布尔汗布达山南麓或北麓，一直向西，沿楚拉克阿干河谷入新疆。这三条支线并不独立存在，而是多处可以相通。虽然这些路线早就存在，但由于路险天寒，丝绸南路长期受到冷落。魏晋南北朝时期，河西走廊一带烽火连绵，丝路北道的热闹繁华再也无法维持下去。这时，在吐谷浑人的推动下，丝绸南路开始兴盛，并一度取代河西道成为了丝绸之路的主干道，自汉朝以来就频繁进行的中西文化交流得到了延续。
往西域的路畅通无阻了，到南朝的路又该怎么走呢？出于与南朝进行经济、政治、文化交流的目的，吐谷浑人开通了一条通往南朝都城建康的新道，这条道大致是从今天的青海湖东岸出发，向东南经过青海黄南、四川松潘，到达益州（成都）一带，然后沿长江而下，直达建康，古代史学家们称其为“河南道”、“吐谷浑道”。这条道向西，在青海湖岸边可以与丝绸南路的三条支线相连接，是当时南朝与西域之间主要贸易通道。“河南道”在中国历史上享有盛名，那些去西天取经的和尚，东来传法的印度高僧，往来于西域与南朝的商人和使者，都曾风尘仆仆地穿行在这条新道上。
往西域和南方的道路畅通之后，吐谷浑王国随之成为了丝绸南路的中转站，吐谷浑人成了丝绸南路的中介者，这个以前只知道挥舞战刀和马鞭的民族，开始以向导和翻译的身份出现在南朝的史书中。事实上，除了担负着给商旅和使者们指引方向、提供翻译、武装护送等重任外，吐谷浑人“事惟贾道”，还积极与来自中亚、西亚的胡商们进行各种中转贸易。他们将大量的丝绸、棉布、瓷器、铁器、茶叶及纸张从中国南方运往吐谷浑国内，然后辗转销往西域各国，同时也将西域的金银制品、玻璃器皿、香料及珍禽异兽等贩运到国内，销往中国南北的各个市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舞马，就是吐谷浑人献给中原王朝的珍贵贡品，现在看来，那些能随音乐翩翩起舞的舞马，极有可能就是西域的舶来品。

中华文化中的鲜卑元素

文化的交流往往是双向的，鲜卑民族大量涌入中原之后，用谦虚的姿态无比虚心地接受着汉文化的教诲与熏陶，但与此同时，他们所带来的刚健淳朴的鲜卑文化也对汉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中至今仍遗留着不少鲜卑文化元素。只是，由于时隔久远，那些来自于鲜卑游牧生活的文化因子被漫长的历史岁月蒙上了厚厚的尘埃，一时难辨其本来面目，而有些甚至无迹可寻，只留下了一个个难解的谜团。
秦汉以前，汉族的服装样式是“上衣下裙”，裙子里面穿“”，即开裆套裤，给腿保暖，不仅女子，连男人们的服装都是这个样式。可到了南北朝时期，由于鲜卑等北方少数民族胡服的流行和影响，北方男子的日常服饰变成了“长帽、短靴、合、袄子”，其主流演变成了上衣下裤，男人们不一定非要穿宽大累赘的裙子，但南朝的服装主流依旧是“上衣下裙”。隋唐继承了北朝服饰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推广到了南方，“上衣下裙”的男子服饰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上衣下裤”的模式沿袭了下来，一直到今天仍在沿用。

魏晋南北朝时，南方的汉族文人们崇文鄙武，喜欢清谈，不尚实务，手无缚鸡之力。史书记载，梁朝的士大夫们体质虚弱得没有人搀扶连路都走不了，见到叫跳的马后吓得大惊失色，直说那是老虎，不是马。而北方士大夫与他们有很大区别，“便弓马，好武事”，尤其是在西魏和北周时期，北方士族中习武蔚然成风，这种风气的形成与鲜卑民族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鲜卑是个尚武的马背民族，“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胡家儿，不解汉儿歌。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跋黄尘下，然后别雌雄。”这首《折杨柳词》是北朝时在大江南北广泛流行的民歌，鲜卑人在这首歌中对自己英健强悍的民族性格进行了生动的描述，他们豪迈尚武的个性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汉人。北朝汉人不仅在日常生活中习惯于携刀武战，还普遍喜欢骑马，甚至连女子都有“褰裙逐马如卷蓬，左射右射必叠双”的矫健身手。这一时期，受以鲜卑为主的北方少数民族骑马风气的影响，北朝汉人们经常用马代步，其日常代步工具发生了较大变化。隋唐时，马成为了人们主要的日常交通工具。
鲜卑人入主中原多年，其民族音乐在当时的乐舞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阿干之歌》、《慕容可汗》、《企喻歌辞》、《真人代歌》、《簸逻回歌》、《兰陵王入阵曲》等，都是风靡一时的名曲，但由于这些歌曲都是用鲜卑语演唱，好多现在已经失传。其中，《真人代歌》又叫《北歌》，是一首用鲜卑语演唱的叙述拓跋鲜卑历史的雄浑壮美的叙事诗，大约创作于北魏之初，北魏皇帝住在平城的时候，常叫宫女唱这首歌，在祭祀和宴会时也常奏这首歌。唐贞观年间，《真人代歌》依旧留存于世，仍用鲜卑语演唱，但当时的人们已听不懂这首古老的歌谣了。而《兰陵王入阵曲》是北朝鲜卑著名的舞曲，兰陵王高长恭是北齐的奠基者鲜卑化汉人高欢的孙子，因面目俊美，常戴假面上阵杀敌，这首曲子就是根据他的事迹编唱的，因此表演者要戴着假面具舞蹈。这首名曲在我国也早已失传，在唐代时传入日本，至今仍被作为日本庙堂和皇室的庆典音乐。

鲜卑民族在北朝建立的最后一个政权北周被隋取代之后，许多鲜卑贵族成为了隋唐王朝的姻亲和大臣，如一代明君唐太宗的祖母独孤氏、母亲窦氏、皇后长孙氏，都是鲜卑人，其大臣中也有不少鲜卑人，正是由于有这种家世背景，唐太宗在对待民族问题时十分开明，能较为平等地对待各少数民族，因此深受边疆各族的爱戴，被他们称之为“天可汗”。隋唐时期，除了皇室具有不可置疑的鲜卑血统外，还有许多著名人士也是出身鲜卑或鲜卑化胡族，如权相长孙无忌、元稹、建筑学家宇文恺、音韵学家陆法言、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画家尉迟乙僧等，他们如璀璨的群星，照耀在隋唐盛世的夜空中，为那个伟大的时代增添了几许绚丽的色彩。

关山渡若飞：鲜卑的迁徙之路

  鲜卑留给中国历史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的迁徙。自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4世纪初，鲜卑诸部一直处于大迁徙的浪潮之中。除了著名的拓跋鲜卑南下外，还有吐谷浑的西迁。鲜卑的迁徙历程给雄浑壮阔、可歌可泣的北方民族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鲜卑民族在北朝建立的最后一个政权北周被隋取代之后，许多鲜卑贵族成为了隋唐王朝的姻亲和大臣，如一代明君唐太宗的祖母独孤氏、母亲窦氏、皇后长孙氏，都是鲜卑人，其大臣中也有不少鲜卑人，正是由于有这种家世背景，唐太宗在对待民族问题时十分开明，能较为平等地对待各少数民族，因此深受边疆各族的爱戴，被他们称之为“天可汗”。隋唐时期，除了皇室具有不可置疑的鲜卑血统外，还有许多著名人士也是出身鲜卑或鲜卑化胡族，如权相长孙无忌、元稹、建筑学家宇文恺、音韵学家陆法言、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画家尉迟乙僧等，他们如璀璨的群星，照耀在隋唐盛世的夜空中，为那个伟大的时代增添了几许绚丽的色彩。

关山渡若飞：鲜卑的迁徙之路

  鲜卑留给中国历史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他们的迁徙。自公元前1世纪末至公元4世纪初，鲜卑诸部一直处于大迁徙的浪潮之中。除了著名的拓跋鲜卑南下外，还有吐谷浑的西迁。鲜卑的迁徙历程给雄浑壮阔、可歌可泣的北方民族史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浩瀚缥缈、水光接天的青海湖是青藏高原的一面宝镜，湖中飞鸟成群，湖畔黄花碧海，一望无际。青海的美丽不仅仅在于纵横环绕的山川、星罗棋布的湖泊、广阔富饶的牧场，还有那昆仑山中神秘的千座古墓，其中一座号称“东方金字塔”的墓葬为我们揭开了古老的吐谷浑王国神秘的面纱，从而再现了一个伟大的鲜卑民族。
鲜卑民族历史跨度之长，可以上溯到西汉武帝年间，它在历史舞台上的活跃占了整个魏晋南北朝时期，在这个无数民族王国逐鹿中原、问鼎天下的时代之中，鲜卑人建立的帝国犹如一颗耀眼的流星自群星璀灿的夜空中粲然掠过，如昙花般盛开在北中国，刹那消逝。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当年叱咤风云的鲜卑人如同他们所建立的王朝一样沉寂在历史风烟之中杳无踪迹？若想解读那段久远的历史，开启那段尘封的记忆，我们必须去鲜卑人的发源地大鲜卑山，现今的大兴安岭。
狍鹿成群、松涛澎湃、林海苍茫的大兴安岭养育了林地狩猎民族鲜卑，当鲜卑族人口一天天增多时，像所有渴望生存、过上幸福生活的民族一样，他们从食物短缺的大森林里走出来，按照地理位置的划分，分为北部鲜卑和东部鲜卑。北部鲜卑主要指拓跋部，东部鲜卑部落更多，最强大的有三支：慕容部、宇文部和段部。
公元1世纪，占据蒙古高原戈壁沙漠南北、贝加尔湖、鄂尔浑河和克鲁伦河畔草原广大地带的大匈奴帝国分裂为南北两个国家。在东汉王朝的帮助下，南匈奴击败北匈奴，北匈奴却地千里，由此衰败。鲜卑各民族趁机掀起民族迁徙的浪潮，声势与规模足可与欧洲日耳曼人的部落联盟大迁徙相媲美。
拓跋鲜卑经过艰难跋涉，来到碧草无垠的呼伦贝尔大草原，“巍巍兴安岭，滚滚呼伦水，千里草原铺翡翠，天鹅飞来不想回。”今天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美丽无比，可一千八百年前，当前被称为大泽的呼伦湖却是无尽的沼泽，是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荒原。拓跋人坚强地生存下来，学习游牧民族的生存方式，牧牛放马，繁衍牲畜，栖息大泽上百年。他们继承了匈奴人的一切，灵活强壮的体魄，嗜血粗犷的性格，豪迈坦率的胸怀，住穹庐，逐水草，弯弓射猎。大泽恶劣的气候严寒和暴风雪促使拓跋鲜卑人在一个叫洁汾的部落首领率领下，继续踏上南迁的路途。
公元2世纪，横行不可一世的天之骄子低下了高昂的头颅，南匈奴在一片哭泣声中悲壮地向东汉朝廷投降，北匈奴在东汉军队不断的军事打击之下，狼狈逃往中亚地区。漠南空虚，拓跋鲜卑人克服“山谷高深”的重重困难到达阴山。“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罩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曲雄浑豪放的敕勒歌唱出天野相接、水草丰盛、牛羊肥壮辽阔的土默特大草原的美丽。所有的人都会为她美丽富饶而震撼，历经九难八阻的拓跋鲜卑人终于找到他们的归宿，安心地住了下来。
传说中，在美丽的阴山草原，被后世北魏帝国尊称为“圣武皇帝”的部落首领洁汾发生了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故事。漫天彩云间，一辆装饰华丽的马车从天而降，帷幔彩带随风舞动，车上坐着一个丽人，云髻修眉，唇齿鲜润，明眸善睐，容光照人，罗衣灿烂，雍荣华贵。美女自称天女，与洁汾度过一个迷人的良宵便消失得无影无踪。第二年同一天，天女给他带回一个儿子，预言说，他会成为帝王，而且子子孙孙永为帝王。他们的这个儿子就是被北魏朝廷尊称为始祖神元皇帝的拓跋力微。天女的传说，反映出拓跋部与匈奴人通婚的事实，北匈奴主力西去之后，不肯离开故地的许多匈奴部落仍旧生活在大漠南北，与鲜卑人杂居共处，拓跋的姓氏由此而来，即鲜卑父匈奴母之意。拓跋力微开拓了大片的领土，占有匈奴故地，在阴山之下撑起金色大帐，当起了世袭部落联盟首领

慕容部从东部鲜卑中脱颖而出，统一三部，据有辽东大地，部落首领慕容涉归的儿子们为争夺权力发生矛盾，嫡子慕容继承部落，长子吐谷浑一气之下，率部众七百余户西迁阴山，辗转来到甘肃临夏一带，与羌人杂居，拥有青海全境，建立吐谷浑王国。慕容大为懊悔，思念吐谷浑，作《阿干歌》，此歌在徒河流传，当地的人因之称呼兄长为阿干。
中原大帝国西晋王朝爆发了“八王之乱”，游牧民族掀起进入中原的高潮，匈奴人、羯人、氐人和羌人先后建立起各自的帝国。慕容鲜卑也不甘示弱，万千铁骑跨过燕山，越过居庸关、卢龙塞、徒河道，挺进关内，慕容家族凭借坚忍不拔、百折不回的精神在五胡逐鹿的中原建立燕国，几亡几兴，矢志复国。

淝水战争的鼓角声消逝在历史长河之中，拓跋鲜卑的遗腹子英雄拓跋雄起于大漠草原,跃马阴山，南下中原，参合陂之战大败慕容燕国，定鼎中原。“滴翠流霞，川原欲媚，坡草茂盛，群羊点缀，挹其芳澜，郁葱可冷”，这是公元4世纪美丽云中郡的真实写照。东连太行,西临黄河，天高云阔，山关相雄的古平城迎来历史上最风光的时刻，拓跋鲜卑迁都平城。一百年后，以中原帝国捍卫者自居的北魏孝文帝把都城迁到《洛阳伽蓝记》描绘的那座繁华鼎盛的千年古都，强硬的汉化政策使入内鲜卑人成为地地道道的洛阳人。盛极而衰，极度腐败导致六镇兵变，被盛世遗弃、处于沙漠边缘的荒凉六镇的鲜卑军官们冒着烽烟杀入中原，伴着杨白花凄凉的歌声，一代艳后胡充华和她一手操纵的鲜卑帝国一道被滚滚的黄河水淹灭。

突厥、回鹘：以狼为图腾的民族

  6世纪中叶以前，广阔的欧亚草原和蒙古高原上曾分散存在着许多部族集团和国家，他们之间没有共同的语言文字。但在突厥汗国成立之后，欧亚草原、蒙古高原、西域诸城郭国家连成一片，其版图大大超过隋唐帝国，并前所未有地创造了文字突厥文。

回鹘部也为突厥族，突厥灭亡后，回鹘统一漠北。在和平时期，大唐王子和突厥王子情同手足，长安流行着突厥、回鹘人的时尚装扮，突厥、回鹘的马匹也源源不断走进中原。从流传至今的突厥、回鹘碑文，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强大的游牧王朝的兴起、衰亡及与隋唐王朝的恩恩怨怨。

“我们阿史那人是狼所生”，突厥人这样教育自己的子孙。突厥人的大旗之上饰金狼头，侍卫之士称为“附离”，汉译意思就是狼。位于新疆中部博格达山的那个狼洞，是突厥人祭祖之所，狼生十子的传说就发生在这里。《阙特勤碑》上以毗伽可汗的语气写道：“我父可汗的军队像狼一样，而其敌人像绵羊一样。”每一位突厥人都知道，他们的血液中张扬着狼性的勇敢无畏，狼图腾的故事激励着这个民族在弱肉强食中拼搏。

“锻奴”的崛起

有关突厥建国的历史，突厥人自己竖立的《阙特勤碑》上有一段铭文，反映了这个民族是怎样在北方草原的特殊环境中崛起的：
当上面蓝天、下面褐色大地造成时，在二者之间也创造了人类之子。在人类之子上面，坐有我祖先布民可汗和室点密可汗。他们即位后，创建了突厥人民的国家和法制。四方皆是敌人，他们率军征战，取得了所有四方的人民，全都征服了他们。使有头的顿首臣服，有膝的屈膝投降。并使他们住在东方直到兴安岭，西方直到铁门关的地方
这里提到的布民可汗和室点密可汗是突厥历史上传奇般的英雄，他们使突厥人摆脱了奴隶地位，上升为草原上的主人，称雄世界。布民可汗又称土门可汗，他是突厥汗国的缔造者。室点密可汗是其弟，奋战西域，击灭称雄中亚的哒，为突厥汗国开疆拓土立下大功。
“突厥”一词有各种解释。一说阿史那氏在阿尔泰之阳，为柔然“锻奴”，阿尔泰山形似兜鍪，俗谓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一说“突厥”在突厥语里是“强力”、“气力”之义，意为为人有强力者。当然还有其他说法，但不管哪种说法，其本义都是指阿史那氏族。
突厥汗国的缔造者阿史那族的起源地最初在叶尼塞河上游，后徙居白山（今博格达山），在这里开始其锻冶生涯。在突厥汗国成立之前，阿史那族被草原霸主柔然所奴役，并被柔然驱赶到富产铁矿石的阿尔泰山南麓。阿史那氏在这里制造铁制工具，这是他们为柔然贵族服务的资本，也是自身崛起的条件。
至其族长土门时，阿史那氏日益强大起来。当时铁勒将伐柔然，土门率众截击，降其众五万余帐落。土门借此向柔然求婚，目的是想改变阿史那族的低贱地位。柔然主阿那一听大怒，派人来骂道：“你是我们的锻奴，怎敢如此无礼！”土门盛怒之下杀其使节，转而求婚于西魏，西魏以长乐公主嫁土门。土门傍上强邻，并以此为标志自立门户。552年，土门发兵大破柔然，阿那在逃亡路上自杀。土门自号伊利可汗，正式建立突厥汗国，并派其弟室点密经略西方。
北魏灭亡后中原势分，先是东魏、西魏相争，接着是北周、北齐对峙，他们都企图从突厥那里得到支持。北周、北齐曾有一场争娶突厥公主的竞争，结果北周获胜。568年，阿史那氏出嫁北周武帝，成为北周国母，而北周的代价是“岁给缯絮锦彩十万段”。北齐害怕北周联合突厥，“亦倾府藏以给之”。《周书 突厥传》载他钵可汗对属下说：“但使我在南两个儿孝顺，何忧无物邪？”

突厥与隋

这个靠煅铁起家的游牧部落，在立国后依然以“工于铁作”为荣。突厥除制造铁制的马镫、马勒外，在射猎和战斗中还广泛使用制作精巧的铁箭镞。突厥时代特别流行三棱响箭，因而，唐代史书在记述突厥军事装备时，也特别突出“鸣镝”的威力。
突厥强大的武力和辽阔的版图对中原隋王朝构成巨大威胁。为了消除腹背之患，隋文帝采纳了大臣长孙晟提出的对突厥“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的计划。阿史那族是一个淳朴憨厚的民族，正如隋臣裴矩所说的“突厥本淳易，可离间”。当时沙钵略可汗为北周报仇而兴兵40万南下，但由于隋的挑拨离间，其他各部皆不响应，沙钵略惨败。沙钵略请和，隋朝应允并把他作为防御北方各族的屏障。其弟处罗侯继位，为莫何可汗。莫何勇而有谋，用隋所给的旗鼓，西击阿波可汗，致阿波被擒。莫何可汗死后，沙钵略之子雍虞闾继汗位，即都蓝可汗。短短数年间，突厥诸汗间互攻不断，大大削弱了汗国的力量，而隋朝却赢得得了北方边境的安宁。
民族分裂给突厥人造成的伤害终于被突厥人意识到。593年，隋人杨钦逃到突厥，和与大义公主私通的粟特胡人安遂迦共同鼓动都蓝可汗出兵攻隋，大义公主谋与西突厥联合。从突厥民族立场上说，这一做法符合突厥人的长远利益，但却是隋朝最担心的。长孙晟奉命出使东突厥，索还杨钦，并揭发大义公主与安遂迦之私事，都蓝可汗怒杀大义公主。东、西突厥联合共抗强隋的方针因此夭折。
至启民可汗在位时，东突厥日益强盛，漠北牧民纷纷投靠。到启民可汗之子立为始毕可汗时，力量更加强大，引起隋朝君臣的不安。裴矩是离间突厥的策划者，献计炀帝，封始毕弟叱吉为南面可汗，以分其势。叱吉势弱，不敢受，始毕闻之，对隋朝的分化离间心生愤懑，但隐忍不发，伺机报复。
隋大业十一年（615年）八月，炀帝出塞北巡，始毕谋袭炀帝车驾。炀帝闻讯，驰入雁门郡城，始毕引兵围之。雁门郡四十一城，被始毕攻克三十九，唯雁门郡城和崞县县城未攻下。始毕倾全国兵力数十万投入这场战役，突厥兵箭像飞蝗般射进城来，有一支箭落在炀帝面前，差点射中炀帝。炀帝急诏天下兵马勤王，并遣使求救于义成公主。公主遣使佯告始毕“北边有急”，始毕才解围而去。雁门事变以后，隋突关系破裂，隋朝日益陷于内乱，而东突厥汗国的声势却迅速增长。《旧唐书 突厥传》载其“控弦百余万，北狄之盛，未之有也”。

突厥与唐

隋朝在中原的统治面临崩溃，中原地区的战乱和分裂为突厥的发展提供了机会。中原各割据势力纷纷投靠突厥，希望在逐鹿中原中获取一臂之力。
李渊于太原起兵，进军长安，深恐突厥袭其后，又担心突厥支持其他割据势力，所以派刘文静联络突厥，向始毕可汗称臣。李渊与始毕可汗相约，“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始毕大喜，遣使还报，允为发兵助李渊入关。
620年，始毕可汗死，其弟颉利可汗继位，其时突厥兵强马壮，打着为隋复仇的旗号，多次出兵，多时达十余万骑。唐朝一方面听任突厥掳掠，一方面馈赠大量金帛，换取突厥退兵。在唐太宗李世民即位数日后，颉利又亲率大军兵临长安，进至渭水便桥之北，扬言攻城。
史载唐太宗做了防御的准备，还亲临渭水南岸，隔水怒斥突厥可汗无礼。双方最终约定时日，于渭水结盟。那一天，太宗驾临长安城西，斩白马，与颉利在便桥盟誓，突厥撤兵。实际上这不过是唐人记载中替太宗的粉饰之词。据太宗自己说，这一次还是通过贿赂大量金帛请突厥退兵，但究竟送给突厥多少金帛，史无明言。不过可以确信的是，高祖向突厥称臣，太宗与突厥结城下之盟，都是唐人引以为耻的事情。李世民说，自己曾为此寝不能眠，食不甘味。
时隔不久，唐人等到了复仇的机会。颉利在统治层任用了一些来自西域的胡人，例如极善经商营利的粟特人，阿史那族人遭到疏远和排斥，造成突厥人离心离德。更可怕的是连年大雪成灾，百姓、牲畜大量冻饿而死。在财政不支的情况下，颉利只能加重对各部的征敛，引起叛乱接二连三。叛离东突厥的北方各族组成了以真珠毗伽可汗为首的薛延陀汗国，与唐结盟，夹击突厥。629年，唐将李靖夜袭定襄，颉利徙至漠南碛口，李靖再次突然发兵，颉利单骑逃出，被唐军生擒，东突厥汗国灭亡。

唐灭东突厥后，与西突厥展开了对西域的争夺，而西突厥的内乱给唐军提供了可乘之机。唐军不断西进，西突厥领地日益遭唐蚕食。继太宗之后的高宗继续向西域用兵。656年肃清裕尔都斯谷中的突厥势力；第二年破沙钵罗可汗于伊犁河北，沙钵罗西逃石国；次年，石国人执沙钵罗献于唐朝，西突厥灭亡。
突厥人又回到被奴役的地位。《阙特勤碑》和《毗伽可汗碑》反映了突厥人的亡国之痛：“尊贵的突厥子孙悉成为唐家的奴仆，其清白的处女亦悉降为奴婢。突厥伯克（氏族长）弃本族之称号，而用唐家的称号。屈服臣事于大唐天子之下者凡五十年。为大唐天子，先征东方之高丽王，后征西方，至于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通向阿富汗的山口），其间各地悉尊大唐天子而行其国之法度。”由于突厥归顺，唐朝在高宗时，有三十年时间北方边境地区无烽火之虞。
寄人篱下、受人驱使的亡国之痛成为突厥人发愤图强的动力。679年，单于大都护府阿史德温傅、奉职二部同时起义，得到漠南突厥诸州酋长响应，迅速集结起数十万兵马。这次起义持续三年，最终被唐朝镇压下去，但此后突厥人的反抗一直没有间断。以此为始，突厥人开展了艰苦的复国运动，涌现出一系列光耀突厥历史的英雄人物：骨咄禄、默啜、默矩、暾欲谷、阙特勤
突厥复国即以骨咄禄682年起义为标志。骨咄禄起兵时处境困难，南方是强大的唐帝国，东方有契丹、奚、三十姓鞑靼，北方有西北九姓铁勒、骨利干及黠戛斯等，皆与突厥为敌。骨咄禄用兵四十七役，身亲其役者凡二十战，重新建立起突厥人的汗庭，实现了突厥人的复国之梦，历史上称为“后突厥”。
后突厥恢复了突厥人的光荣，但也命运不济。至8世纪中叶，唐朝联合拔悉密、回纥、葛逻禄三部共击后突厥。745年，突厥白眉可汗被杀，后突厥汗国灭亡。
突厥人开始大批流散，有的西迁至西域，有的北投薛延陀，有的入居内地。在中国内地和北方草原，失国的突厥人在与他族的通婚中被日益同化。那些与他族通婚者皆去阿史那姓。一度横贯亚洲的强大突厥汗国，在人们的印象中越来越淡漠了。

突厥习俗

作为游牧民族，突厥人有与中原农耕民族迥然不同的风俗与法律。突厥尚武，“重兵死而耻病终”。在战争中杀人的数量被记入功劳簿，死后根据其一生的记录，按照其所杀人数在墓前立石，叫杀人石。而以被征服民族或国家的首领作杀人石，也见于突厥碑铭的记载。《阙特勤碑》中毗伽可汗说：“为纪念我父可汗，首先把巴兹可汗立作杀人石”；为了纪念自己的战功，他说：“我先把黠戛斯可汗立作墓前杀人石。”出征奚、契丹，“我斩其勇士当作杀人石”。唐太宗之前，中原帝王陵中没有以蕃王像作陵前石雕的，而太宗昭陵前有十四蕃王像，高宗和武则天合葬之乾陵前有六十一尊蕃王像，这种做法显然是受到突厥葬俗的影响。
在突厥的刑法中，重罪是反叛、杀人及奸人之妇、盗马绊者。相比之下，盗马绊要比盗马罪行严重，“盗马及杂物者各十余倍征之”，即以十倍赔偿，而盗马绊却是死罪。马绊即套马索，它既是游牧民的牧具，又是战争中的武器。
突厥人中还盛行收继婚。史载：“父伯叔死者，子弟及侄等妻其后母、世叔母及嫂。”隋朝义成公主先嫁突厥启民可汗，启民死后，又先后为其前妻之子始毕可汗、始毕弟处罗可汗、处罗弟颉利可汗之妻。但在收继婚中规定“唯尊者不得下淫”，即长辈不许娶晚辈为妻。
突厥这种收继婚俗也影响到其所统治的其他民族和部族中。史载高昌王麴坚娶突厥可汗女，麴坚死，子麴伯雅立。突厥令依其俗娶其大母（非生母），麴伯雅不乐意，但“突厥逼之，不得已而从”。后来麴伯雅又娶了隋华容公主。唐朝建立，麴伯雅死，其子麴文泰又娶了华容公主为妻。说明这种收继婚制在高昌由强制性变成了自觉的行为，由此可见突厥风俗在西域的深刻影响。
回鹘与突厥

大约一千三百年前，在天的那一边，在遥远的欧亚草原上，第一次出现了“回纥”这个名称，唐贞元四年（788年）后，汉文译为回鹘。像其他民族一样，严格意义上的回鹘人兴起以前就早已有了回鹘人民。
从阿尔泰的群山往北，可以看到从白桦林中蜿蜒往北流去的额毕河，以及更远的叶尼塞河和泰加林。这是一片辽阔平缓的大草原、大森林。从公元前起，这里就是古中亚游牧文明的摇篮，也是东西方文化的熔铸地和东西方的交通枢纽。
这片欧亚草原中部的大地，招来了四面八方的牧人，他们赶着自己成群的马、牛和羊，经过多年的漂泊流浪，终于在这里安顿下来。他们有黑头发的人，也有眼睛像天空一样蓝的人。他们操着迥然相异的语言来到了一起。
许多年过去了，在漫长的游牧生活中经过长期融合，这群游牧民族和匈奴人、柔然人、突厥人以及我们已不知其名的人们变得分不出你我了。他们看见自己和邻居伙伴都一样了，大家都能听懂各个部落的语言，他们共同游牧、狩猎、出征，有很强的凝聚力，于是这些人开始自称“回鹘”。他们和匈奴等民族一样信奉古老的萨满教，敬天地、重信义，自称是“腾格里”之子，意为“苍天之子”；同时他们也和突厥人一样，以狼为图腾。
在回鹘人兴起时，突厥可汗是蒙古高原所有民族的最高领袖。回鹘与同一种族的突厥统治者的关系并不融洽，因为突厥对同一种族但不同部落的铁勒诸部（回鹘为铁勒的一支）进行压迫和剥削。同时中原的隋朝出于自己的目的，开始支持突厥汗国境内的回鹘人反叛。隋朝灭亡后，唐朝的皇帝和游牧于阿尔泰周围的回鹘人结盟进攻突厥。突厥汗国在内部长期的颠覆和外部的进攻下，这个曾使半个欧亚大陆无人抵御的草原帝国终于衰弱下去了。然后，唐朝用他们吸收的突厥兵丁进攻中亚印欧种的塞种牧人，唐朝依靠他们强壮起来，成为当时世界上的强国。而回鹘与突厥的命运非常相似。若干年后，回鹘人重蹈突厥覆辙，灭亡于黠戛斯突厥同胞和唐王朝的结盟。不过这是后话。

回鹘与唐

回鹘人像从前的祖辈们一样，常常向周边大国和强大的部族采取称臣纳贡的策略，从而赢得一些国家和部族的支持，以加强共同贸易往来，同时也避免了强国的进攻。回鹘人经过了长期的奋斗，到公元744年的一天，奇迹终于出现了，有一个名叫骨力裴罗的约乐葛部的回鹘人当上了可汗，号为骨咄禄阙毗伽(意为神圣、贤明、智慧)可汗。745年春的一天，他率领轻骑兵突袭了突厥统治者的最后一个营地，杀了突厥可汗。他们在今蒙古国的北杭爱山脉及鄂尔浑河流域的哈拉和林附近建立起回鹘兀鲁斯。
回鹘兀鲁斯意为“回鹘人的国家”，即“回鹘汗国”。回鹘兀鲁斯的政权组织主要沿用了匈奴、柔然和突厥的制度。从此，属于突厥族的回鹘人开始雄踞中亚草原。不过，这只是在蒙古高原霸权争战中，后一个突厥政权代替了前一个突厥政权。回鹘兀鲁斯拥有了后突厥汗国所有的土地和草原，很多突厥汗国时代的牧主和王公们又做了回鹘兀鲁斯的显贵，很多牧民也还是突厥部众。
在以阿尔泰山脉和色楞格河为中心的广阔草原上，回鹘兀鲁斯境内星罗棋布的各族人民，牧养着难以计数的畜群。他们在哈拉和林附近建造的宫殿当时叫做斡尔朵八里，也叫回鹘城。这个城人口稠密，有市镇和繁荣的商业。
但战争仍然不断，回鹘武士们常常远征四方，掳掠畜群、财物和人口。战争也常常因为邻国的不公平贸易而引起。公元755年后，吐蕃人占据了唐朝通往西域的河西陇右大部分地区，控制了东西交通干线“丝绸之路”，唐王朝不得不取道回鹘维持中原与西域的联系。而回鹘商人和粟特商人把中原的丝绸带到蒙古高原，再越过阿尔泰山去欧洲。通过这条自远古时代就有的欧亚大道，回鹘贵族从贸易中获得巨额财富。此时，游牧的回鹘人已经组成了一个牢固的、因商业而富足并与西域各国和唐朝接触频繁的强大汗国。
回鹘兀鲁斯与唐王朝时亲时战。公元755年，唐王朝发生了“安史之乱”，应唐朝政府请求，回鹘兀鲁斯曾两次派骑兵援助唐朝平定叛乱，收复了被安禄山、史思明占领的长安、洛阳及河北各地。自从回鹘人挽救了摇摇欲坠的唐王朝后，唐朝每年都用大量的丝绢和茶与回鹘交易，购买回鹘人的马匹。
后来，回鹘兀鲁斯又多次出兵援助唐朝。可以说，唐朝当时没有迅速灭亡崩溃，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回鹘兀鲁斯的势力。同时，大批的回鹘壮士战死在中原。有一首回鹘民歌至今还流传在汉地：“八月十五月才圆，新媳妇儿送人难，解下玛瑙一小串，颗颗玛瑙泪连绵。收复了长安洛阳，奔完了唐家疆场，舍去了回纥丈夫，泪洗我回纥柔肠。保住了天朝社稷，舍去了五万兵将，取来了可敦娘娘”
这首回鹘古歌是怎样流传到汉地，并且流传至今，我们不知道。歌中说的“回纥”就是回鹘。“可敦娘娘”，大约指的是唐朝肃宗皇帝把幼女宁国公主嫁给回鹘葛勒可汗一事，时间是758年秋天。其实，唐朝后来还曾几次把重臣女儿嫁给回鹘可汗。

中原流行回鹘服饰

寒温带草原的寒冷酷热，动荡的游牧生活，使回鹘人非常健壮剽悍，勇猛无畏，男女个个都是技艺精湛的骑手和射手，他们是一群自由自在的战士、牧人和猎人。他们风俗单纯，整日与飞禽猛兽为邻，豢养鹿、牛、山羊、绵羊，驯养烈马，还有狼崽和虎崽。他们头脑聪慧，善于接受新的知识。在夏营地悠闲的季节里，他们沐浴着阳光，在岩石上作画，创作了很多诗歌和歌曲。
回鹘文学在回鹘文通行前就有很多，译成汉文的有敕勒（回鹘的先民）将军斛律金咏唱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寥寥数笔，勾勒出了北国草原的景象和游牧人的胸怀。
回鹘人还留下了许多珍贵的石碑，在蒙古国发现过突厥文、粟特文和汉文的《九姓回鹘可汗碑》、《磨延啜碑》等，回鹘文、汉文的有《乌兰浩木碑》，我国境内有《亦都护高昌王世勋碑》等。
回鹘人早期使用阿拉美系统的突厥文，回鹘汗国建立后开始使用以阿拉美系统的粟特文创制的回鹘文。回鹘文的使用大约始自9世纪。在15世纪以前，回鹘文是蒙古帝国初期、金帐汗国、帖木儿帝国和察合台汗国的官方文字。契丹人曾在回鹘文基础上创制契丹小字。后来的蒙古文、满文也均是在回鹘文的基础上创制的。
回鹘人能歌善舞，他们的声乐和器乐在汉文史料中称之为“胡乐”。隋唐时，胡乐曾风靡中原。唐朝京师和洛阳等地受突厥和回鹘文化影响非常大。唐代诗人元稹的诗中说：“自从胡骑起烟尘，毛毳腥膻满咸洛。女为胡妇学胡妆，伎进胡音务胡乐。火凤声沉多咽绝，春莺啭罢长萧索。胡声胡骑与胡妆，五十年来竞纷泊。”
花蕊夫人的宫词说：“明朝腊日官家出，随驾先须点内人。回鹘衣装回鹘马，就中偏称小腰身。”说的是中原流行着回鹘人窄袖短小的马背民族服饰。无疑，回鹘的文化对中原及北方各族都有深远的影响。

回鹘人的迁徙

公元839年，回鹘兀鲁斯境内发生了大规模的战争。战争是从832年的内讧开始的。那一年春天的一天，回鹘可汗被部下杀死，可汗的从子胡特勤当上了可汗。至839年，宰相安允合等人发动政变，胡特勤可汗杀死了政变分子。之后新宰相掘罗勿和突厥沙陀部的将军朱邪赤心联合率兵攻打可汗，可汗兵败后自杀，合及特勤被立为可汗。840年，回鹘人又遭到灭顶之灾。这年秋天，回鹘将军句录莫贺秘密联合叶尼塞河一带的黠戛斯人，共率10万多骑兵联合进攻回鹘汗国。同时，中原的唐王朝也与黠戛斯人结盟，南北围攻回鹘汗国。
继政变、战争等人祸之后，天灾也随之降临。在秋色正浓的漠北蒙古高原上，风急天高，队队大雁掠过回鹘兀鲁斯上空向南飞去。接着，大雪开始纷纷飞扬，暴风雪延续了整整几个月，畜群因吃不到草而成群地饿死。人们开始逃难了，在一片银色的大地上，只见一批批挨饿受冻的老人、妇女和青壮年跟在少得可怜的大小牲畜后边艰难地跋涉。
好不容易等到春风吹进漠北蒙古高原，那时大雪也开始融化了。剩下的那些七零八落、瘦弱涣散的人和畜群已筋疲力尽。随着气温的上升，草地上的那些死畜和尸体开始腐烂，瘟疫很快蔓延开来。人们又一群群地倒下。活着的人们来不及做抢救工作，便匆忙逃向四处。
仿佛在一夜之间，过去那些庞大的畜群和牧人，那片拥挤的草原，还有那人们所说的“强大的民族”，都像梦一般地消失了。漠北蒙古高原一下子变得荒无人烟。偶尔能看到的就是衣衫褴褛的贫苦牧民和乞丐。回鹘兀鲁斯的末代可汗合及特勤和宰相掘罗勿被杀害，首府斡尔朵八里陷落。从骨力裴罗可汗缔造的强大的回鹘兀鲁斯，持续存在了96年，共传13位可汗。
当以黠戛斯为主的联军摧毁了回鹘兀鲁斯后，蒙古高原的政治领导权，以及位于鄂尔浑河的政治中心又转入另一个突厥民族黠戛斯人手中。
回鹘人大规模的迁徙开始了。那时，从大兴安岭到西伯利亚森林，从乌拉尔山到兴都库什山及青藏高原，回鹘人和其他游牧民族东迁西徙、南来北往。
西迁的回鹘人大部分来到了兴都库什山周围，他们是整个回鹘人的主体部分。他们和统治着中亚地区的突厥民族葛逻禄人会合。公元10世纪中叶，他们在兴都库什山和楚河一带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国家喀喇汗王朝，首府在巴尔喀什湖以南楚河一带的巴拉萨衮（虎思斡尔朵）和帕米尔高原下的喀什噶尔。将近200年后，喀喇汗王朝以锡尔河为界分裂为东西两个独立王朝。至东、西喀喇汗王朝相继灭亡后，散居在中亚各地的回鹘人与当地印欧语系各族融合，成为今天的维吾尔等民族的先祖。

公元840年，有一支回鹘人在准噶尔盆地及阿尔泰山游牧，他们在汉文史书中写作西州回鹘或高昌回鹘。这些从事农业、游牧和经商的回鹘人约有六七十万人，他们控制着喀喇汗王朝喀什噶尔以东的大片领土，并在吐鲁番以东70里的喀拉和卓（也叫高昌）建都。

在840年后迁移到河西走廊一带的回鹘人在汉文史籍上叫做甘州回鹘或河西回鹘。在这里还有早在7世纪时迁来的回鹘人，新来的回鹘人和他们会合了。最初，他们依附于吐蕃人，后来自身强大后便以甘州（今张掖）为首府，控制了东起兰州、天水、贺兰山，西北至合罗川（额济纳以及巴丹吉林大漠），西至敦煌以及今甘新边界，南依祁连山及青藏高原，包括甘肃省的大部分土地。河西回鹘自建立到后来亡于西夏，统治了甘肃一带近200年，共传10位可汗。他们是今裕固族的先民。

回鹘兀鲁斯灭亡后，从蒙古高原南下的回鹘人，由已故的合及可汗的兄弟温没斯和乌希特勤（后来的乌介可汗）率领。以温没斯为首的回鹘人于842年4月投降了唐朝，他们游牧在内蒙古南部和山西一带。温没斯和他的兄弟阿历支等人都改汉姓，名李思忠、李思齐等，这一部分回鹘人渐渐融入了汉人中。而以乌希特勤为首的南下回鹘人，共推乌希特勤为乌介可汗。他们的政治中心在今内蒙古杭锦后旗乌介河以北300公里处，后来又移到了大同军（今山西大同）以北的闾门山。这一部分回鹘人遭到了唐朝军队和黠戛斯军队的攻伐和屠杀，乌介可汗率残部进行了一段时间的游击战后又开始了流亡生活。842年的严冬到来后，他们又冻饿而死了大半。到846年秋天的一天，这位悲剧可汗流亡到阿尔泰一带时被宰相刺杀，部众再次溃散。零星的回鹘人藏身山林成为隐遁居民。至此，南下的回鹘人基本绝迹。

以突厥人为主的回鹘联盟在蒙古高原雄踞的历史结束了。他们在中亚各地开始了新的生活。

阿尔泰山：游牧人的天堂

  如果说阿尔泰山是欧亚大草原的脊梁，那么杭爱山就是欧亚大草原的腹心。“阿尔泰”在蒙古语和突厥语中是“金”之意。因其地盛产黄金，故名阿尔泰山。杭爱山是阿尔泰山脉东面的一系列山脉。“杭爱”是蒙古语，意为水草丰美、森林茂密。

阿尔泰山横亘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中国和蒙古之间。北麓在南西伯利亚的东南侧，南麓位于中国新疆准噶尔盆地北侧，长2000余公里，呈西北—东南走向。主峰友谊峰海拔4374米，在中、俄、蒙国界上。西来的湿冷气流为阿尔泰山脉带来了丰沛的雨雪，雪水顺坡而流，汇成欧亚草原中部流入北冰洋的几大河流。

阿尔泰山脉是欧亚草原中心地区最主要的山系，拥有欧亚草原地区最富饶的山地泰加林和最绚丽的高山草甸草原。南麓有额尔齐斯河—鄂毕河，北麓有叶尼塞河，还有不计其数的湖泊、瀑布、河流以及大大小小的支流。河岸草原辽阔，常有骑马的牧民赶着大群的羊和骆驼缓缓走过。

阿尔泰山不仅是游牧人的天堂，而且也是活跃在欧亚大草原上的游牧人的一个分水岭。欧亚大草原一般是指欧亚大陆上东起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西抵多瑙河、伏尔加河流域的这一片长方形草原地带。历史上，欧亚草原上的众多游牧民族几乎都是在阿尔泰山和杭爱山附近的草原养精蓄锐，然后向西和向南，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滚滚而去，这一历史现象直到18世纪欧亚草原的游牧人彻底衰落才告结束。古代在这一片草原上的各种游牧人都拥有一个相同的游牧文化源头，即斯基泰—匈奴游牧文化。公元前数世纪以来，欧亚大草原上阿尔泰山以西的草原民族被西方学者统称为斯基泰民族，而在阿尔泰山以东、以南地区则成为汉文文献中匈奴的领地。

阿尔泰山记录着许多游牧民族在这方土地上波澜壮阔的历史。那些与中国中原地区农耕民族发生关系的匈奴、柔然、突厥、回鹘、蒙古人等都是以阿尔泰山、杭爱山为依托而发祥。影响整个欧亚草原的斯基泰—匈奴游牧艺术也是源于阿尔泰山脉。古代游牧人的岩画，遍布于阿尔泰山的每一条山崖间，它们被形象地称为“岩壁上的敦

阿尔泰山丰富的金矿和铁矿等有色金属为游牧人提供了必需的资源。早在2000多年前，游牧人就已经在这里进行金属加工，并建立了城邑。公元5世纪上半叶，柔然人驱赶突厥人到阿尔泰山之阳。史书中说突厥为柔然的“锻奴”，即是说突厥人是为柔然统治者开采铁矿的矿工和冶炼金属制作铁器的锻工。
阿尔泰山脉向东延伸出的杭爱山脉，位于蒙古高原的西北，西北—东南延伸达700公里。杭爱山也叫于都斤山，蒙古高原上的著名河流鄂尔浑河、色楞格河等，均发源于此，然后向北流入世界最大的淡水湖贝加尔湖。
平缓起伏的杭爱山脉牧草茂盛，河流纵横。在一片绿油油的山谷间，耸入蓝天白云之间的于都斤山山体并不算太高，其主峰海拔不过4201米。这又应了“山不在高，有仙则灵”的老话。迄今为止，生活在这里的蒙古牧民还保留着源自古代的祭祀这个神山的传统。
这里向来就是马背民族最佳的居住地。历史上北方各族与这个山脉始终维持着某种神性的联系。史书上说的西至葱岭、东到大海、北至贝加尔湖、南到长城的“百蛮大国”匈奴联盟的龙庭和祭天处，就在于都斤山和鄂尔浑河畔。公元4—6世纪中叶，柔然继匈奴而起。柔然汗国最盛时，“尽有匈奴故庭，威服西域”。柔然汗庭便在鄂尔浑河的东侧。
突厥开国始于土门可汗，至木杆可汗时推翻了柔然汗国，建立了庞大的突厥汗国。突厥汗国仍然建牙庭于鄂尔浑河上游流域的于都斤山。之后东、西突厥陆续为唐所灭，但于都斤山却一直存留在失国的突厥人心中，成为突厥汗国复兴和存在的象征。
在突厥人的观念中，保护于都斤山，就是保护突厥大汗帝国，就是保护突厥人民的幸福和一切。矗立在鄂尔浑河的众多古代突厥文石碑上都写着对于都斤山的溢美之辞。《毗伽可汗碑》写道：“我曾出兵到这样多的地方，没有比于都斤山再好的地方。统治国家的地方是于都斤山。”
回鹘人也和他们的先辈一样，视于都斤山及鄂尔浑河流域为重要命脉。回鹘汗国以于都斤山和鄂尔浑河为中心，疆域东至大兴安岭，西至阿尔泰山西侧，南到长城，北到贝加尔湖和叶尼塞河，势力强盛时还西达天山以北的楚河流域。
在回鹘之后，就是庞大的蒙古帝国了。同样，他们在建国早期也以鄂尔浑河流域和杭爱山为中心统治着大半个欧亚大陆。窝阔台汗时建立的繁华的哈拉和林城就位于鄂尔浑河畔。蒙古人现在把杭爱山主峰叫做于都斤.腾格里.乌拉，蒙古人传说大地女神“于都斤.额客”就住在杭爱山和鄂尔浑河弯曲处。游牧人相信住在这个“神圣的多树木和河水”的草原上永远也不会贫困。
西蒙古准噶尔人于17世纪初仍以阿尔泰山为中心再度崛起，这些勇敢的斗士已经接近最后的成功。就在这时，这个以13世纪的大刀和弓箭装备的草原帝国，遭遇了东面清帝国由耶稣会士们督造的大炮，之后又在叶尼塞河畔俄国人火器的神威中彻底崩溃。“13世纪与18世纪的搏斗”自然以13世纪的失败而告终。这是历史上游牧人为他们的草原所做的最后一次惨烈的挣扎。
阿尔泰山沉寂了，杭爱山和鄂尔浑河沉寂了，欧亚草原游牧人的英雄时代结束了。